干部作风建设：
----习近平：作风建设是上海发展的根本保证
工作方法：
----毛泽东谈怎样汇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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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作风建设是上海发展的根本保证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４月１３日在市委常委学习会上说

　　当前，上海正处于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既面临良好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现在全国各地的发展是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上海的发展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加强作风建设是实现上海发展的根本保证，各级领导干部要抛弃各种私心杂念，把心思用在干事业上，把精力放到抓工作中，努力形成团结奋进干事业的良好局面。
　　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是实现上海发展目标的根本保证。当前，上海正处于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既面临良好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现在全国各地的发展是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上海的发展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要努力实现“四个率先”、加快建设“四个中心”，就必须保持克难攻坚、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树立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良好作风，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公仆意识、节俭意识，服从大局、抓住机遇、奋力进取、坚持实干，抛弃各种私心杂念，把心思用在干事业上，把精力放到抓工作中，努力形成团结奋进干事业的良好局面，意气风发地带领人民群众奋力开创上海发展的新局面。
　　上海的各级领导干部要争做践行八个方面良好风气的带头人。践行八个方面良好风气，最根本的是要解决好领导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利益观、地位观的问题。我们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应该以“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态度，经常想一想什么是“做人”、什么是“公仆”、什么是“权力”、什么是“考验”，切实做到“六个始终不能忘记”：一是始终不能忘记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二是始终不能忘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三是始终不能忘记“两个务必”的要求，四是始终不能忘记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五是始终不能忘记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六是始终不能忘记共产党员应该具备的品行和操守。
　　加强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要深入开展各种学习教育，教育和引导领导干部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坚持深化体制改革，推进制度创新，努力形成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认真贯彻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各项规章制度，促进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制度、严格执行制度、自觉维护制度，防止他们成为制度的破坏者、逾越者、规避者。办事要讲规矩，领导干部要做讲规矩的模范。要抓住正确行使权力这个关键，构建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相互衔接，党内监督、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社会公众监督有机结合的监督体系，加强对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加强对公权力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部门和资金、资产、资源等关键领域的监管，最大限度地堵塞以权谋私的漏洞，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摘自《人民日报》）

毛泽东谈怎样汇报工作

　　汇报工作，指的是下级官员向上级官员以口头或书面形式陈述工作情况。它是上级官员向下级官员调查研究、和下级官员进行沟通互动的一种重要途径，同时也为上级领导提供了一个考察下级干部的机会。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汇报工作的能力也是一种执政能力，关系到干部体制的完善、干部队伍建设和干部个人的成长。
　　由于指导工作的需要，毛泽东经常听取各级领导干部的汇报，因而形成了关于“汇报工作”的一系列观点，这些观点对现在的领导干部学习掌握汇报工作的规律仍有意义。
　　“不发议论，部长能做几时？”
　　1956年2月14日到4月24日，毛泽东连续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加上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连续听了43天汇报。这次听汇报，毛泽东不仅在政治上形成了《论十大关系》这个重要成果，其间还对领导干部如何汇报工作提出了要求。
在2月16日这一天，毛泽东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汇报之前，毛泽东根据前两天听取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电力工业部汇报的情况，就如何汇报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写东西要发点议论，讲讲有些什么意见。他警告说：不发议论，究竟那个部长能做到几时？
　　在27日这一天，毛泽东再次说到这个问题，并且称赞了国务院第三办公室薄一波主任以及几个副主任的汇报，有议论有比较，有三年来的总结，讲了远景，讲了可能性。讲远景，又有高的低的作比较。总之，比较生动活泼。2月29日，在听取煤炭部的汇报时，毛泽东也表扬他们的汇报有材料有议论，大有进步。
　　“发议论”，就是要通过对一系列材料的说明和分析，更清晰、更系统全面地说明情况，从而让上级领导了解事情的真相和来龙去脉，而且要能够从事实背后找出本质问题，上升到理论高度，得出规律性的结论，形成科学的决策意见。1958年3月2日，毛泽东听取山东省委书记舒同的汇报，因为后者只讲了一些数字和材料，没有讲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委婉地批评道：　　“只谈情况，不谈观点，是开材料仓库。人的头脑是加工厂，没有材料不行，有了材料要经过加工，要产生观点，用观点统率材料。”这里所强调的就是，不把观点和材料有机结合起来，别人就不能了解你运用材料的含义，这也就无法达到汇报工作的目的。
　　从根本上说，有材料有议论，关键是要体现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一个领导干部汇报工作，不仅要通过丰富生动的材料显示出对工作的熟悉程度，还必须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显示认识和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层次，显示把握情况和局势的能力，也为领导在更高层次上的决策提供思想资源。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汇报”工作就做不好，汇报者就很可能不是一个称职的领导干部。这就是毛泽东把能否恰当地汇报工作（“不发议论”）归结为“究竟那个部长能做到几时”的原因。
　　不要让人“强迫受训”
　　汇报工作，不仅要让人听懂，还应当力求给人深刻印象，尽量用一些工作中遇到的、了解到的直观生动的具体事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让听者明白无误地理解汇报者的意思。
　　1956年3月2日，毛泽东已经连续听了十几天的汇报，对如何汇报工作形成了一定的理性认识，在继续听地方工业部的汇报之前，他专门先讲了一段怎样汇报、怎样写文件的问题。
　　毛泽东说：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讲存在的问题，要举事例，把人指出来，不举事例等于无用，别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为了使人懂，长一点也不要紧。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对标语口号吗？就是要有具体形象，有人物。没有具体形象，作品就没有生命。半个月来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只有观念形态，没有物质，要脱离实际。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具体问题的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在1958年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对此进一步作理论概括，他说：文件、文章、讲话是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要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显然，如果你不想让领导有强迫受训的感觉，就必须力求观点准确、鲜明，直奔主题，不可以罗嗦冗赘，离题万里，而且还应当具体、形象、生动，以鲜活的人物事件加以佐证。
　　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期间，李锐和林一山两个人被要求一起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汇报关于三峡工程建设问题的意见，因为汇报工作的方法不同而效果也完全不同。
　　当时林一山担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是三峡工程“上马派”，担任水电部副部长的李锐是“反对派”。听汇报的除了毛泽东，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26名高级领导人。无疑这是一个十分严肃、十分重要的场合，两个人的汇报意义十分重大。
　　林一山先汇报，讲了两个多小时。时间太长，难免漫无边际。李锐的汇报不到半小时，重点突出，要言不烦，反而让听者印象深刻。两个人汇报之后，虽然听者的倾向已经基本形成，但对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没有轻易作出决断。他说：说了不算，再给三天时间，你们两个人各写一篇文章，第三天晚上再来开会。
　　李锐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胡乔木的指点。胡乔木说：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写文章要有三性：准确、鲜明、生动，你的开头不鲜明。李锐按此要求作了修改。两个人交了卷，林一山写了两万字，李锐写了八千字。两个人的文章作为《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宁会议文件》收进了历史档案。
　　限于篇幅，这里不拟引述李、林二人文章的具体内容，只介绍一下结果。到第三天晚上开会的时候，所有领导人都已经读过两篇文章。毛泽东首先讲话。他充分肯定了李锐的文章：意思清楚，内容具体，论点可以服人。他不仅接受了李锐的观点，最后还指着李锐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大家要注意培养秀才”。并且，毛泽东还指着李锐说：“你当我的秘书吧，我们需要这样的秀才！”当李锐以水电部工作忙为由表示自己干不了时，爱才心切的毛泽东不惜委曲求全，给予李锐以充分尊重，他说：那就兼职吧！此后，李锐确实扮演了这个空前绝后的奇特角色：既当着水电部副部长，又兼任毛泽东秘书，一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被“打倒”。在南宁会议期间撰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毛泽东还特别加上了“要培养秀才”一条，可见李锐的才能直接影响了毛泽东对全党工作的指导。正如会后周小舟所说的那样：李锐，你中状元了！
　　“如果一切都由秘书去办，部长、局长就可取消”
　　毛泽东曾多次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写汇报材料。1948年1月7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要求中央局和分局定期向中央写综合报告，明确规定“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1958年，毛泽东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第38条规定：“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或者‘二排议员’。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说：为开好这次会议，中央各部门写了12篇报告，很好。下次开会，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也要写一个报告来，谈主要问题，五六千字或七八千字，第一书记要亲自动手。
　　为什么一定要“亲自动手”呢？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指出：“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1964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现在革命胜利了，大房子来了，汽车火车也来了，病也来了，官僚主义也来了。有的人，自己不写东西，要秘书代劳。我写文章从来不要别人代劳。有了病不能写，就用嘴说嘛。1947年写《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时，我病了，就是我说别人记下来我又改，然后发给大家传阅，提意见，又作了修改。现在北京当部长、局长的都不写东西了，统统让秘书代劳。秘书只能找找材料。如果一切都由秘书去办，那末，部长、局长就可取消，让秘书干。须知，这也是劳动，不亲自动手怎么行呢！”以“部长、局长可取消”来警示，体现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当然，毛泽东自己也有让秘书“代劳”的情况，比如1950年1月22日，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信，请他负责用中央名义起草一个指示，纠正写电报的缺点。八大开幕词毛泽东曾起草过两个开头都没有写完，后让田家英“代劳”了。其实，他也曾讲过这个问题。1964年，毛泽东说：“当然，不是一切都要自己写。周总理出国，一出就是三个月，到哪个国家也要发表公报，都叫他写不行，要自己出主意，让别人去写。”显然，毛泽东反对的是“一切依赖秘书”的官僚主义作风。
（摘自《学习时报》）